日期：1958-1-26 作者：袁家式
袁家式编者按：这是袁家式交代许多材料中的最近一份。自反右以来，袁家式敢于交代自己的罪行，但是对罪行的认识仍很模糊，挖掘和批判自己的反动思想非常不多。这里应提醒袁家式一下，必须抛弃一切杂念，狠狠的批判旧我，掏出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才能像“追鱼记”中的鲤鱼精一样拔去腐朽的鳞甲，彻底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已揭露的邓苏傅蔡等的全部观点，除极个别的外，其余我都同意，所以我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是成套的，不仅是想了，说了，而且在报道中实践了。下面交代的只是自己主张最力的几点。
我主张把报纸办成空谈思想，充满花花草草，脱离当前中心斗争，专供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过瘾，为资产阶级服务的报纸。
在这个问题上，我曾经提出过四个问题，而在解决这些问题时，不是更好地加强无产阶级的指导性，而是取消它，代之以资产阶级的指导性。
提出的四个问题是：
一、国家工作的方面这样多，无论如何报纸不能门门都去具体指导。
二、我们不是做实际工作的，隔了一层，如何指导得好？
三、报纸不是业务部门的刊物，也不是那一部门的宣传科，而是党委的宣传工具，因此不能跟“业务部门”走。
这四个问题，提法就有问题，更错误的是，在解决这些问题时，我是采取取消报纸指导性的态度。因为报纸总是有指导性的，取消无产阶级的指导性，势必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指导性来影响读者。
关于第一个问题，正确的回答应该是，必须突出的抓住一定时期的中心工作，大力进行指导，其它工作围绕中心工作，加以坚固。而我的想法却相反，既然不能门门同样详尽地具体指导，报纸就不可能担负指导工作的任务，而只能从“思想”上去影响人，思想通了，人自然会去做好工作。
关于第二个问题，由于我们不做实际工作，却又要担负指导工作的责任，确实是有矛盾的，应该怎样克服这个矛盾呢？正确的态度应该是，千方百计领会党委意图，深入实际联系群众，做到熟悉情况，关心实际工作，按照党的意图去进行指导。而我的态度恰好相反，既然隔了一层，就干脆不去指导好了，就干脆来搞我们最熟悉的最感兴趣的——空谈思想，花花草草一类东西。也就是以此为借口，来实现改变报纸方向的阴谋。这个问题正如知识分子作家与工农兵方向一样，只能是作家深入工农兵，改造自己，为工农兵服务。而我的主张则是成了，干脆不要工农兵方向，照自己的意思办好了，显然这是走的资产阶级道路。
关于第三个问题，报纸确乎不能平均地成为各个部门工作的反映而应该突出中心，兼顾一般。我当时的想法却是：统一于党委，就只要抓思想，似乎党委是不管具体的部门工作的。这不仅是歪曲，而且是取消党的领导的花样。因为党委如果不抓具体的部门工作，党委就会悬在空中，就不可能起领导作用。事实上，党委是领导着一切部门的工作，社会主义建设就是由各个部门的工作构成的。
关于第四个问题，按照我的提法，是把部门和群众对立起来了。其实部门与群众的需要是一致的，满足了部门，也就满足了群众，能够满足群众，也就能满足部门。部门和群众的方面这样多，如何满足法？还是要抓中心，因为中心是群众最大利益之所在，也是各个部门都必须关注的，抓住了中心，就能满足群众的最大利益，再加上兼顾一般，满足了群众的次要利益，这样报纸就必然为广大群众和各个部门所喜爱。我的主张恰恰与此相反，是在脱离中心，脱离群众的最大利益的前提下，去抓所谓具有“共同兴趣”的东西，可见这“共同兴趣”就不是属于劳动人民的，而只是我自己的兴趣，是资产阶级的“共同兴趣”。
为了替自己的想法找“理论根据”，当傅白芦提出所谓“建设时期报纸的任务应该改变了，不要像过去在解放区一样具体指导工作了”的谬论时，自己立刻就接受了过来，当时还佩服他到底想问题比我“深刻”。
在我的感情上，对于指导工作的报道一般是不感兴趣的，打开报纸一看到大块大块经验技术，就生厌，只想找那些花花草草、空谈思想的东西(所谓生动的东西)看。例如三月份的定额包工经验，最初我根本没有看一篇，就大嚷大叫地加以反对，“不能容忍”，最能说明问题。我在新闻部的一段时期，曾经竭力在报道上实现我的主张，按照我自己的兴趣在进行报道，当时虽然也搞了一些指导工作的东西，但很不够，比如定额包工，就没有发一条新闻，感情上总觉得指导工作很吃力，不想花力气去搞，最感兴趣的是搞那些轻飘飘的什么“春分一日”“农村之夜”，特别是那些“浏阳菊花石”“一鸭四吃”“烫头发”“穿花衣”兴趣更大。新闻部几个月的报道中，简直充满了这方面的东西，大大助长了片面追求生活享受的歪风，大大削弱了报纸指导工作的作用。
在反对报纸指导工作的同时，我主张报纸应该抓的东西是：
思想、先进工作方法、批评、消息和旅行记、风土人情的描述等。而我对这些东西的理解，都是按照资产阶级的观点的。例如，我所谓的“抓思想”，就是不要介绍那些“具体而微”的作法，专门去鼓吹这些经验作法的“意义”，以及推广过程中的思想等等。这就是省委所批评的，离开正文，离开实体，去空谈思想，死吹牛皮。比如，当时干部和农民急切要知道的是，究竟定额三包是怎样搞法，而我却不顾这些，偏要不谈正文，而主张着重空谈实行定额三包的“意义”，这样，报上说了大半天，农民和干部还是不晓得定额三包怎样搞，那还不是空的吗？这正如现在，如果报上老是说，要跃进呀，跃进是多末重要呀，却不介绍那些增产的、修水利的成功经验，并且反对这些经验，这实质上就是窒息和宰割了跃进，使跃进成为空话。这种感受，临到自己要下乡了，才更为亲切，这时候自己也开始关心，究竟一亩田产一千斤是采取什么办法，打牛奶可以使猪长肉，究竟牛奶怎样注射，注射在什么地方，越具体而微越好。而过去，自己就没有这种需要。对指导生产的东西不感兴趣，就是反映了自己不关心生产轻视劳动的思想面貌。
我们所要抓的“先进工作方法”，却不是省委认定的“先进工作方法”，这是很“奇怪”的事情。我们为先进工作方法定了许多清规戒律，省委指定要刊登的文章我们反对，由此就可见我们根本就要致真正的“先进工作方法”于死地，使它们不可能在报纸上立足。
我所中意的“批评”，并不是中央决议和省委决议中强调的那种批评，往往是带有破坏性的，是带着资产阶级的情绪来进行批评的，片面地追求尖锐，热中于要批评“大人物”，“老是批评下面不解决问题”，一批评起来，就有一棍子打死的情绪，就要进行“无情的斗争”，有的批评不宜于搬上报纸，我也搬上来了，报纸必须在党的领导下开展批评，可是我有的时候就公然违反了这一原则。例如青森五号的批评，我是唯恐不批评的，现在看来，当时果真照我们的意见，很早地、严厉指责式地通出来，就不知要给多少干部泼上冷水。又如对陈曦同志的批评，他是文化局长，应该请示省委，我却只问了苏辛涛，根本没有想到要请示省委，这一批评既不合事实，而且是一种人身攻击式的，根本不应该搬上报。
这里附带谈一谈所谓“原则性”“斗争性”的问题。过去我总认为自己有原则性，有斗争性，也欣赏那些有“原则性”有“斗争性”的人物，但我心目中的“原则性斗争性”与党提倡的是完全两样的。党所提倡的是，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向那些不利于党的思想行为作斗争，而我，由于站在资产阶级立场，所谓斗争，矛头就往往不是指向真正的敌人，而是指向党指向无产阶级，对于那些反党积极性越高的人就越觉得他们肯“坚持原则”，所以我对于“黄佳英”是很赞赏的，而我自己走的道路，也正是黄佳英式的道路。
从以上这一系列的主张看来，我的资产阶级面貌，我要把报纸引向什么道路就十分明显了。反对报纸指导工作，就是反对中心工作的突出宣传，这样，报纸就无从实现党领导建设的重要工具的作用，就从根本上改变了无产阶级报纸的任务和职能。单就这一点，也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我强调所谓要从报纸的特点出发，并以此来反对党的领导。所谓的“报纸特点”，也就是我心目中的报纸的模样，完全是资产阶级式的，也就是上面讲的，不要指导工作，专门搞那些花花草草、空谈思想、尖锐批评的东西，正因为自己卖的是资产阶级货色，自然就会觉得现在的报纸办得不够味，自然就会觉得老官老孟和省委对报纸的指导，不符合“报纸的特点”，因为这是两道的。
“特点”，成了我们反对省委的盾牌，省委的指示与这个“特点”勉强能够相容的就接受了，不相容，就拒绝。这就是说，省委要服从我们的“报纸”，而不是报纸服从省委。这样，就把报纸驾凌于省委之上了。实质上，也就是把我们的意志摆在省委的意志之上。这种思想和行为，显然是反党的。
新湖南报的特点只能是：它是中共湖南省委的机关报，机关报，顾名思义就是要按照省委的意图办事，可是我却要反对省委的意图，这就使新湖南报不成为省委的机关报，而是我们这些资产阶级右派分子的同人报了。
我想可以从四方面检查：
(一)如何无条件地接受党的领导？
(二)如何在报道中体现党的领导？
(三)如何使报纸成为党领导一切的强有力工具，使报纸有助于加强党的领导？
(四)党与群众的关系。
在这四个方面我都犯了原则性的错误。
强调要从报纸特点出发，把报纸摆在党之上；党委视为应该大力报道的我大力反对，党委指定要刊登的稿件，我坚决反对，……这就根本谈不上无条件的服从党的领导，而是根本反对党的领导。
在报道中有意地大力体现党的领导是很差的，思想上还曾认为党的领导太具体，将工作的作法都加以规定，会限制下面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这就无异是要求党委都只有空洞的“原则领导”。又说，农事活动，何时插田何时追肥，不用一一报道，农民自己会搞(我曾说，正如吃饭要先拿筷子一样)，这就是提倡“自流论”，就是要取消党的领导。事实上集体的生产，有计划的生产，特别是要求生产大跃进，就必须加强党的具体的领导。
反对报纸指导工作，就是根本否定了使报纸为加强党的领导服务，报纸不去指导工作，光搞些花花草草、尖锐批评，就不是加强了党的领导，而是拆社会主义的台拆党的台。
关于党与群众的关系，我也曾主张：群众中的问题，党委不抓的，报纸也应该抓。这样就把党和群众对立起来，否认了党领导一切的原则和事实，并且使报纸成了“第二党”，与党处在平列的地位，而不属党所领导了。
把业务摆在第一，政治处于从属的地位，这就是右派的立场。我的观点和行动就正是站在这种立场的。
这表现在三个方面：
(1)记者编采新闻最要注意的是什么？照道理应该首先强调立场，站在无产阶级立场。可是我前年在广播电台和县的广播站的同志座谈时，就没有强调立场，只是谈了要熟悉业务。
(2)在机构方面，强调要按“新闻业务的需要”进行安排，认为现在的机构不适宜于培养“新闻专家”。
(3)在培养干部方面，只强调要精通业务，不谈政治立场，强调要培养专家记者，认为只有这样提符合“报纸特点”的组织路线。其实正是资产阶级的组织路线，是要用资产阶级报人的面貌来改造无产阶级的新闻工作者。我对徐铸成是很欣赏的，思想上希望能够像他那样“专”。
这种观点也正是所谓“只专不红”的论点，与党提倡的“又红又专”的方针是相反对的。
经过反右，就很显然，重要的首先还不是业务，而是立场。
产生这些错误观点的根源是什么呢？
首先，最根本的原因是由于自己是站在资产阶级的立场，不是用无产阶级原则办报，而是拿自己的兴趣来代替报纸的客观需要和任务，按照自己的面貌来改造报纸。
自己虽没有办过报，但过去看的报纸从来都是资产阶级报纸，自己对于报纸的要求还是根据资产阶级口味，喜欢的是那些花花草草的东西。我们所谓“业务性”太强，具体指导实际工作的东西，既不喜欢，又无切身需要。评定稿件的好坏，往往是凭个人的爱好作依据。三月份定额包工经验连看都没看就喊基本不好，最能说明问题。
同时在编辑部，在自己外界的朋友或与省级机关一些干部接触中，也常常听到他们不满意报纸介绍经验技术，报道农事活动的意见，这些真是正中下怀，很容易听入耳，并以为有了“读者”的意见作根据，更觉得自己的看法正确。
在国内，资产阶级的新闻观点，还是比较容易找到的，找到之后，更觉得自己“正确”。
还有，抓住党的文件中符合自己口味的一句话，加以歪曲，作为自己主张的“张本”，更觉得自己振振有词，反诬省委和官孟是违背了中央的方针，比如乔木同志的报告，明明第一个问题就是讲立场，其次才谈新闻业务的学习，我不注意第一个，却紧紧抓住第二个，为自己的谬论作辩护。在领会中央关于宣传经验技术的指示中，也表现了同样的情况。
其次是由于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根本不知道实际工作希望从报上得到什么，工农要什么。
再次是资产阶级新闻教科书的影响，邓苏过去的影响，这都是次要的原因。
这是我全部罪行中最突出最严重的部分，时间持续一年多，而且越来越严重。在进行反党活动中，我同样宣扬过把中央与省委对立的观点，诬蔑老官不重视宣传中央的东西，苏辛涛向我灌输的这方面的毒素，我都毫不怀疑地接受了。把省委负责同志与省委对立的观点我同样严重存在，认为不接受周惠同志等的意见，不等于是反对省委，他们的意见不等于是省委的意见，这些看法都是错误的，是为我们反对省委的阴谋作掩护的。对省委负责同志进行了卑鄙的恶毒的人身攻击，如诬蔑省委不了解情况，对报社干部有成见——动不动就是小资产、疯狂性，说省委偏听偏信，(照我们那种说法，省委就成了偏听偏信不了解情况的顽固的官僚主义。)说周惠同志骄横，不容易听反对意见(我们的那些意见当然不能听)，说他习惯于压服，在干部大会上批评报社是粗暴，高山乡批评后，对他有了明显的敌意，觉得周惠同志的看法已不可改变，甚至狂妄地想到中央会不会将他调走，(如果自己有可能，一定会把他轰走)。诬蔑唐部长是严重的主观主义者，文艺界最怕他，(这是听其它右派分子说的)说他也是最难听下级意见的人。苏辛涛说，他主张要邓钧洪还账受到周惠同志批评，我也曾和他、丁明凯一道议论，诬蔑这是由于周惠同志也得了补助，这完全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表现。
对老官的攻击更多，老官来报社的初期，我对他的印象很好，“争论”开始以后，逐渐对他不满，直至要将他臭垮打倒。
我曾和李冰封等说过老官喜欢猜疑，因为在争论中触犯了他的自尊心，所以不能接受大家的意见；散播空气，说老官不懂新闻业务又不钻研，特别是他说“七月争论”没有听进一句，后来“十二月讨论”只听进二句，我感到非常气愤，曾经对李冰封、吴先梫等表示过，鸣放期间，曾和罗光裳说，老官不走，报社问题不可能解决；钟叔河恶毒地毁谤老官，说他只能起传达指示的作用，我听了不但不义愤，还和蔡克诚说，这样的总编辑的确好当，傅蔡等说老官没有主见，我也同意。鸣放期中，曾公开攻击他领导鸣放报道和内部鸣放不力。总之，在我的思想上，觉得老官很爱面子，喜欢发脾气，不能接受意见，不适宜做报纸工作，希望把他搞走，让邓钧洪和苏辛涛当权，以实现我们篡改报纸方向的目的，对于他肯听党的话视为是“唯命是从”。这都是露骨的反党言行的表现。
对于孟树德同志的不满，初期还不严重，后来听信了傅蔡的恶意毁谤，也认为他品质有问题，喜欢破坏团结，到报社来有“挟嫌报复”的心理。蔡克诚说老孟在鸣放期间曾找宗柏生同志等谈话，是有意拉拢，我竟无耻地联想到老孟曾和我闲扯过沅江的一些人的情况以及他在作地下工作时期的一些事情，认为他是想拉拢我，我心中还庆幸，自己没有被拉过去(这是多么丑恶的心地！)(由此可见一个人堕入了资产阶级的泥潭，什么丑事情都想得出)。傅蔡等诬蔑老孟想当副总编辑(这是毫无根据的)，专门在老官面前“熏”(拨弄是非之意)，还散布一些“莫须有”的幻想，说老孟从对河学习回来，老官不要他留在编辑部，是老官知道他和大家不容易搞好；突然调他去党校学习，是省委知道老孟有问题，后来李冰封调走，罗光裳说，据张式军说，最初打算调老孟，是张向省委谈了老孟的情况，省委就决定不调他了，傅蔡等说，可见省委对老孟是最清楚的，所有这些无耻的流言，我听了都深信不疑。后来傅说，要在公开争论的大会上专门发言攻击老孟，我也没有不同的想法。所有这一切，对老孟本身并不能有丝毫沾污，只是充分反映了我的丑恶的灵魂面貌，对一个忠心为党的事业的同志，只是由于不同意自己的反党言行，竟不惜对他这样恶毒的毁谤，这还有什么共产党员的气味！完全是资产阶级的最下流的手法。过去总认为自己正派，纯洁，在这一场斗争里，通通现了原形，一个灵魂深处充满了资产阶级意识的人，是不可能正派和纯洁的。
下面详细交代我的反党宗派活动：
在“十七小时”会上(我只参加两次)和“七月争论”的会上我的观点和邓苏等完全一致，在所谓“改进报纸运动中”，我的反党行动和他们也是合拍的，只是因为自己在新闻部，除了会上，平日与他们还很少来往，背后的策划活动比较少些。对于唐部长代表省委所作的指示，也是严重的抗拒。
1、对三月份报道的看法，和邓苏等一致，我并且明确地说三月份的报道基本是不好的。(尽管我没有好好看过一篇)
2、“编委”所作的反党决议，事前我完全同意，后来还不同意老孟说“这样作是粗暴”的批评。
3、积极支持大展览会。读者部筹备要搞展览会，我认为这是“积极改进报纸”的表现，并为展览会提供了一项材料——是朱纯来访问我，关于批评湘阴税务局的报道，这一报道本身就有错误，我其所以乐意向他们介绍，是为了说明朱九思同志支持批评，影射老官不支持。不敢与被批评的有关部门作“斗争”。
编委会讨论展览会的内容，我当时的情绪是唯恐展览会夭折，(觉得会挫伤群众的反党积极性)所以极力主张快点搞出来。老孟当时提出要全面，我马上顶他，说只要事实真实，不全面也行，求全就会取消。当时傅、柏要抽稿子，漫画上不提张雨林的名字，我还不满意。
事后，老官老孟批评展览会有疯狂性，我还觉得这那里有疯狂性呢？在印小册子时，我就希望大家看到老官的这一意见，增加对他的不满。
总之，我对这一充满了反党内容的展览会是全力支持，唯恐它不起作用。
小展览会我直到小舟同志来参观才看到，看后，也没有发现有什么不妥(只对于合心乡一稿，觉得是省委指定在全省推广的，理应刊登，不该展览)，后来听说老孟找杨德嘉同志谈话，心里还觉得老孟这种作法不妥。
4、我在运动中的情绪总的是，唯恐群众不“积极”，不疯狂，并唯恐自己落后于人，唯恐党员不如团员。团支部开座谈会讨论“本报内部消息”，我是会开了很久快结束时才去的，听说许多人发言很激烈，我听了伍国庆等的攻击党的领导的发言，很激动，当即对左开一同志(他是支委)说，改进报纸，党员不能落在团员后面，应该开一次党支部大会向领导进攻。
后来，群众的疯狂情绪日益严重，对领导日益不满，有一天我在花园里，对李世晞同志说，应该召开支部大会，攻领导。
不久，李世晞同志约我谈话，说编委会中有“人事问题”，不好开会。我还说我们开展批评只对事不对人嘛。(当时我自己对老官“领导运动不力”不满，对傅白芦等工作不负责任也不满。我把老官视为“陈立栋”，把傅视为“马文元”)
由此可见我当时的反党积极性是很高了。
5、李冰封从北京回来，他约我介绍情况，我当然很积极，在烈士公园谈了一晚，主要是介绍编委“争论”情况，记得是说编委都正派，老官不该猜疑，不肯接受意见，我还建议李和老官谈一次话，想以他“从中央学习回来”还未卷入“争论”的有利地位，去说服老官。
这一次谈话，对李冰封起了恶劣的影响，他立即站到我们一边来了。
6、易烈武找我为“新闻与出版”写稿，我没答应，要我介绍编委会争论情况，我和他谈了一次。(主要是谈争论的论点)
7、唐部长代表省委作指示，除了同意一般地说我们联系实际不够外，其余的话都没有听入耳，特别抵触的是，说要我们下去，和学习五个文件，我当时想，这岂不是肯定我们错了？开完会即和傅、蔡一道冷言冷语地说“下去，联系实际去吧！”以后也没有再钻研过省委的指示。想来，既知道省委肯定我们错了，如果稍有党性，就该立即检查自己的错误，可是我却有意和省委对抗，坚持自己的错误，不肯回头。
八月，决定我去当记者，我很高兴。当时醉心于搞旅行记游记之类的东西，一方面是自己喜欢，一方面也想因此博得编辑部群众的赞美。根本没有打算去搞中心工作的指导工作的报道。临时老官要我去新化采访救灾的经验，我虽接受了，内心是不愉快的。好像是在头上泼了一瓢冷水，到新化后，的确还是想找一个好的典型介绍，后来在一个社呆了十来天，写了一篇通讯。完成了任务，我就无意在新化久留，也无意在邵阳专区久留，还是醉心于搞边远区的旅行记等东西。听李欣讲，江华林区很少人去，就决定去江华了。连长沙也没回，深怕又被家里留住搞别的东西，从邵阳直赴衡阳去了。(现在想来，当时邵阳专区那样大的旱灾，理应留在那里搞救灾报道，可见自己对人民的疾苦是很不关心的)
在江华，也没有搞中心工作的东西，写了一些反映林区面貌的通讯，这些东西当然不是不可写，问题是自己是在不愿意搞中心工作，搞经验技术的情绪下去搞的，充分反映了自己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
我直接投入到了邓苏右派集团，成为了有形的成员(前一阶段我算作是无形的一员)，并且是其中的一名得力闯将。
从江华回来，便听到李冰封和蔡克诚“诉苦”、“家里弄得非常涣散”，“只等你们(指我和傅)回来再商改进报纸之计”，我当时心里觉得编委会不团结会要出乱子，报道上可能犯错误，(却不知道这种局面就是我们作的孽，要团结，就应该我们向无产阶级投降，而我想的，还是要老官等向资产阶级投降)必须统一意志，加强领导，所以很快就同意了李、蔡提出的“只谈今后，不谈过去”的策略，企图绕一个弯子来实现我们的阴谋。此后，我就积极地参加了共同策划“改进报纸”(改变报纸方向)的工作。在一个多月的研究中，我们的资产阶级新闻观点更加有有“体系”，我自己得出了“报纸的根本矛盾是未按报纸特点办报”的错误结论，接受了傅白芦的“形势变了，列宁原则不适用了”的论调。为了骗取老官的同意，我和他们一道研究了在编委会上发言的策略。后来我很高兴的将这一策划的成果整理成了所谓“待研究的六个问题”。
我当时思想上认为这一次的研究很成功，很有学问，如果真正将这六大问题按照我们的意见解决，报社的基本问题就解决。同时看到老官心平气和地和我们一道讨论，以为他都同意，存着很大的幻想。现在看来，那是一整套的资产阶级纲领，如果真照着做，就是说，新湖南报的方向就彻底改过来了。
正因为自己执迷不悟，所以后来听老官说，他只听进五句话，我就感到非常愤慨。
不久，省委指示我们再讨论三月份报道、周惠同志在干部大会上对我们提出了批评，老官启发我们检讨错误。这本来是又一次的回头机会，可是我又没有回头，继续和对抗。这段的主要罪行是：
1、听了周惠同志在大会上的批评，因为周政委的话还是说得婉转，当时我只觉得他的批评不切合实际，不满的情绪还不是顶严重的。回到家里，就流里流气地对傅等说，今天受了“表扬”，这时傅白芦将他和老官去见周惠同志时听到的批评讲了出来，说我们的问题和匈牙利事件是一码事(意谓同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祟)，后来，苏辛涛又介绍邓钧洪如何当场愤怒，这样引起了我极大的不满，认为周惠同志的批评不合事实，我们并没有反对省委，没有说省委是不要思想的等等，还认为周惠同志不该在大会批评。(其实，这一次的批评算是很客气的，省委还是在等待我们自觉，而我们顽固不化，听了更加反对党)苏辛涛说这一批评是“粗暴”，我也同意。
在编委开会表示对周惠同志批评意见时，老官说应该从总的方面检查，不要抓住一词一句，我们后来也议论，说不合事实，怎能不说？当时尹岳中同志也发表了要很好检查的意见，我们就对尹岳中同志也不满了。十足的反映了我们反党的宗派情绪。
2、重新讨论三月份报道时，我依然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企图说服老官，对过去的错误意见更加坚持。在那次会上我曾作了长篇的发言。
3、整风检讨时，恰好柏原回来了，我除了向他介绍我们的反党情况外，听他说，党校讨论了报社的争论问题，认为这样报道(即发经验技术)是中国的实际，应该尊重。我当时思想上也有一点感到在争论中虚心听老官、老孟的意见不够，并开始意识到强调从报纸的特点出发的提法不对，评价三月份的报道时，未考虑当时的实际需要，……等，因此在检讨时，对自己原来的观点表现有所动摇。但由于认识得很肤浅，没有触及到根本的立场问题，不知道我们过去犯了一系列的政治错误，所以那次的检讨很不巩固，后来苏辛涛一从北京回来说：“我们的问题解决了”，刚刚动了一下的屁股，立刻又稳定下来了。
4、二月间，老官曾写了一个“争论”总结的草稿，起初在编委中传阅，随着开会讨论。那时我已到三版，李冰封不在家，工作较忙，对总结草稿并未细细研究，的确是抱着马马虎虎通过算了的情绪。可是一开会，傅白芦就提出了一些根本问题，不同意老官的意见，并说这是代表编委会作的，不能草率，听他这样一说，我就觉得我那马虎态度不对，在会上也提了许多意见，主要是说，应该肯定七月间群众改进报纸的积极性(即肯定反党的积极性)，应该检讨编委会领导不力。(即没有率领大家去反党)经过我们两次的挑剔，“总结”又被我们阻住没有作成。后来蔡克诚从乡下回来，傅白芦说，老官是想趁苏、蔡等不在匆忙总结，我也附和了这一无耻的诬蔑。
这一阶段是自己罪行最严重，表现最恶劣的时期，采用了硬的软的明的暗的手段来反对党，企图打倒党。配合社会上右派和报社其它右派对党的进攻，自己的反党气焰到了十分嚣张的程度，右派分子的面貌暴露得十分明显了。苏辛涛从北京归来，说我们胜利了，加上听了他的一套传达，特别是歪曲地领会了乔木同志和邓拓同志的发言，觉得我们的观点正符合他们发言的精神，便又肯定是老官的思想没有赶上形势，是省委不了解情况。后来有人提出要公开编委会的争论，我的情绪已经不愿意在编委会讨论下去(老官曾提议在编委会谈)，认为老官反正不会接受，极力主张将争论公开，我想，一公开，群众就会觉得我们的意见对，过去一年编委会弄得不成体统，只是由于老官老孟不接受正确意见。这时我有一种希望群众叫我们好，把怨气堆到官、孟头上去的情绪，既想借群众的压力来压服官孟，最后压服省委，又想借此炫耀自己。
1、在第一次支部大会上，我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召开这次支部大会，事前我虽未参与讨论，我的发言内容，也并未与任何人商量，但步调与蔡克诚是完全合拍的)。我“激动地”说了许多错误的话，对其他的同志起了恶劣的煽动作用。我说党员有“二重顾虑”，编委有“三重顾虑”，应该去掉这种顾虑，并说形势变了应改变凡是党内和编委内部的东西不可公开的作法；攻击省委没有深入报社，与编委接触少，唐部长还令人可怕，要求第一书记来领导报社(幻想小舟同志会同意我们的意见)；提出老官应该有独立见解，要当“总编辑”不要当“地委书记”(意思是说要注意报社的特点，不要唯省委之命是从)；说报社90％的人热爱报纸，领导上不要怕乱，不要听到声音大一点就认为有疯狂性(这也是暗指省委，诬蔑省委的)；要求两位总编辑密切合作领导整风；希望全体编委都要关心“整风运动”；最后还说，“过去一年的改进报纸工作，党员没有积极主动参加，站在旁观地位，这一次应该加强责任感，起来斗争，监督编委领导好运动”(我说这话的含意是，过去老官老孟那样不听意见，阻碍报纸的改进，党支部没有起到反党的作用，这一次党员都应该起来，向党进攻！)这种话在党员当中无疑地要起很恶劣的煽动作用。
在这次会上，我极力主张要公开编委会的“争论”。
我从这起，对于公开争论有很大的兴趣，寄托了很大的希望，后来在讨论如何公开的时候，我极力主张要将一年多来争论的情况向大家公布，也就是说，不能单是只公开双方的意见，还要将老官如何猜疑、如何不听意见、如何受到省委的不符合事实的批评，老官如何压着我们作检讨等(这些都是我们站在右派立场的看法和说法，实际情况恰恰是相反的)加以公布，这样就可以把群众激怒，就会了解一年多来报纸得不到改进的责任在官孟和省委，他们就会起来向党进攻，和我们一道打倒官孟，打倒省委。同时，我们在群众中的威信必然会大大增加。所以很长一个时期，我是唯恐编委会的争论情况不公开，唯恐公开而只是公开双方的论点，唯恐只在党员之中公开，而不在全编辑部的群众中公开，将来召开群众大会公开时，唯恐只是由老官一个人介绍情况，极力主张要由编委在这个会上自由发言，特别是要“揭露”上述的那些情节。我曾经在支部大会上正式提出意见，不能只在党员中公开。(当时有人提出这种主张，我是非常耽心这样做的)后来，小册子印出来了，我又唯恐大家不积极研读，我想只有仔细研读，才会认识到我们的意见正确，官孟的意见错误。因此，曾在苏辛涛召开的一次部主任会上，提出意见，要大家注意学习小册子，鲁峋来征求我的意见，黑板报要抓什么，我说应该着重鼓励大家认真学习小册子，研究小册子；有一次陈学能说，杨澍等看到整风冷了火，懒得去学小册子，我叫她不要跟杨澍跑，应该始终“积极”。整风冷火的那一段，我内心是很气愤的，曾经对人说过，“这简直是拿群众开玩笑，把人家发动起来又让他们摆着。”有一段时期，老官不提开群众大会的事了，我心里很急，唯恐不开了，记得曾和蔡等说过，这是编委会的决定，怎能不执行呢？
决定公开争论以后，我在群众中散播对官孟和省委的不满情绪，私自透露了编委会的“争论情况”，在群众面前攻击官孟和省委，造成了极坏的影响，这样作，就是把他们拉到我们这一边来，去反对官孟和省委。
一、和黄仁沛私下谈过一次，那是在小册子付印以后，我是带着“拆墙填沟”的右派情绪和他进行这次谈话的，(是在办公室，只我们两个人在，和他扯谈时谈上来的。)谈话的内容，主要是攻击老官不接受意见，编委受到省委不合事实的批评等，这次谈话后，黄仁沛对我的“印象”很好，认为是“信任他”。这说明我是把他拉过来了。
二、在蔡克诚在支部大会提出“官苏关系”问题，强使老官表示态度的那个晚上，我很激动，觉得老官和苏辛涛和解了，我们的意见有可能被接受，整风运动可以有力地开展了。当晚散会后，我和三版的一部分党员——有张慎恒、何新民、丁明凯、危正初、周孟瑜等，在党的生活部办公室议论，我向他们透露了“争论”情况，又一次攻击了官孟和省委。这一次对他们的影响也是十分恶劣的，据张慎恒说，这是她倒向邓苏一边的转折点，可见我的造孽之深。
三、在吴先梫家打牌，有杨澍在，一边打牌，我一边说过老官如何不听大家的意见，有一段没听进一句，有一段只听进五句。
四、还和罗光裳说过，老官在，报社的问题就不可能解决，报纸不可能改进。
这些谈话虽然不是“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的，但都是与我的总的希望将群众拉到我们一边来反对官孟和省委是一致的。并且都起到了我所预期的作用。
总之，对于公开争论我是怀着极大的热情来促其实现的。现在当然很清楚，幸亏党没有召开这一次群众大会(这也说明党对我们的爱护)，如果真的召开了，我们的罪过将会更为深重，对于编辑部的祸害将会更加厉害，可以想见，真的开了，编辑部还不知会嚣张到什么样子，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人和我们一道掉下黑坑。今天我真应该感激党的爱护和挽救。
2、小舟同志周惠同志和唐部长来报社，我是很希望他们能够听大家的意见的。(我没有准备发言，觉得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谈起)后来没有听，大为失望，曾经在背后议论，说是怕意见太多，不能脱身。同时从他们的谈话中，我又钻空子，说，又一次证明省委并不了解过去争论的情况。对于唐部长说不要礼拜六开会，不要蔡克诚专职负责整风，也不满，认为这也是不了解报社情况。
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三位省委的发言，才感到他们讲的话，处处体现了党对干部的爱护(如周惠同志劝大家提意见时要力求全面)，如果这一次真的让大家提意见(省委自然没什么好怕的)，又不知该要放出多少毒草。
3、周惠同志在高山乡的批评，是一次更严重的警告，这是党觉察到已经不可能用委婉的言语来启发我们的自觉，感到需要下更重一点的药才能治好我们的病。但是，我们再一次拒绝了党的挽救，而且更加疯狂，自此以后，真的是红了眼睛，完全迷了心窍，背着党组织的阴谋活动益发频繁了，资产阶级右派的丑恶面貌，益发毫无掩饰地暴露了。那一向，我和傅、蔡等(住在一栋房子)，简直是每天都在一起议论，吃饭的时候，有时也端着饭碗在一起谈。由此可见当时我们的疯狂程度。
在这前后主要罪行有：
一、傅白芦和唐部长谈话回来，我、蔡克诚、苏辛涛在傅家谈了一晚。傅说唐部长也同意我们的观点，益发觉得省委硬是“不了解情况”。以后要多和省委的同志介绍“情况”。
二、蔡克诚从周孝本那里挖到周惠同志的批评内容后，在一个上午，邀我和傅白芦到他家进行“传达”。传达完后，我们都认定周惠同志的“思想”是不可能改变了，“争论”已经作了结论，同时硬说这只是周惠同志个人的意见，是由于偏听偏信造成的，今后必须一方面全面包围省委，造成一种省委不按周惠同志意见作结论的局面，一方面继续煽动群众来迫使省委听从我们的意见。当时议定，要通过一切与省委接近的人去包围省委，决定由蔡傅去找梁中夫同志，我找李冰封，派丁明凯过河采访包围周礼同志，蔡克诚并说还要专门派人去高山乡，包围周惠同志。
在这次会上，蔡克诚还谈到，他已经找了一部分骨干谈话，使他们了解情况，(现在知道，即是开了“丁家会议”)他认为还要找一部分人谈，我和傅都同意并提出了可以找罗光裳等。
这是一次很重要的“黑会”，以后许多行动都是贯彻这一次“黑会”的“精神”。会后，蔡、傅即去省委和梁中夫同志谈了话，不久李冰封来，我也和他谈了，我还和丁明凯谈了，要他去对河采访(后来没去)。
尹岳中同志被苏辛涛假编委会名义传达周惠同志批评的那一次会上，我也和他提出，希望他多向周惠同志反映情况。还要罗光裳对张式军说，向小舟同志反映。
现在回想起这些罪恶活动，真是觉得可怕，在党内居然施展了资产阶级政客的全套手法，四面八方去包围省委，单是这一桩事，就足够定我们的罪了。一个人站在资产阶级右派立场，真是可以不择手段，为所欲为，什么卑劣的事情都干得出。
三、后来决定要开群众大会了，我和傅、蔡在一起又谈了一次。谈前，蔡克诚一边吃饭一边说，我们必须坚持原则，看一个共产党员有没有原则性就在这时候了。(大意如此)这些话使我很佩服，自己也更觉得要坚持原则，不能“消极”。他吃完饭，就在他屋门前扯谈，研究了在大会上发言必须分工，免得重复耽误时间，而又不致遗漏；研究了发言的“策略”，傅提出的一套我都同意，傅白芦还狠狠地说，我要专门发言揭孟树德的底子！我也同意。我还提出，最好找苏辛涛一起商量分工问题，他们也同意，决定星期日碰头。(我想苏的水平高些，有把握些)后来我也和苏说了，他同意。不过到星期日没有那个提起，就没有碰。
四、在这之前，在三版主编办公室，苏辛涛郑重其事地对我说，他要将周惠同志的两次批评寄到书记处，质问是不是书记处同意；还要以辞职要挟省委，他表示不能消极，要坚决斗争到底(大意)。他故意征询我的意见，我当然支持他这样做，并对他说：“周惠同志将来有没有可能调开？”他说：“不会调的，正如我这副总编辑虽然省委不喜欢，但还是要我办报，不能调开一样。”我说那样的话，当时心里想，周惠同志不调走，由他领导报纸，省委不会为报社的争论事情和他激烈争辩，小舟同志也不便插手来干预。这种看法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眼光，这种想法——想周惠同志调走，是极端狂妄而愚蠢的，是反映了自己唯愿打倒周惠同志的情绪的。苏辛涛的话，本也是极端露骨的，但我因为迷了窍，一点也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苏辛涛这样干，对我来说，是壮了我的胆的。
五、在这前后，我虽然没有直接上书向中央告过状，但我是唯愿把情况反映到中央的。苏辛涛找李锐同志，柏原要到北京告状，乃至有人写信给谭老，何新民要去谭老那里，张慎恒寄了整风简报给谭老(均事后知道)，以及王中杰同志回来，张慎恒要他去交际处找谭老，王中杰说，张寄去的东西，中央一位同志 看了准备反映到乔木同志那里……等，我无不同意和支持。傅白芦决定下乡，我还对他说过何不到攸县去？
我当时还这样想，报社一年多来反反复复争论，情节很复杂，就是中央干预，也得派一个工作组住在报社详细了解，才能分清是非。(其实，是非是很明显的，根本用不着派工作组，倒是要弄清我们的全盘罪行要些时候)我现在感到，在当时那种情况下，目无党的组织，把自己看得比天还高，即便是中央开口，也还是会说中央不了解情况，还是会坚持自己的错误观点和反党立场，从这里，就可以想到一个人当他堕入右派泥潭的时候，会要干出多末可怕而又可卑的蠢事来。
六、在后来的见效编委会上，曾经威逼老官传达周惠同志的批评，和表示态度，曾经强要作运动的总结，总结前段的“群众动运”是健康的，曾经不听老孟的忠告并和他在会上顶起来，会后和傅蔡诬蔑官孟……简直是嚣张到了极点。
七、李冰封调省委，我也严重不满，诬蔑省委这是“新闻干部不要业务”的搞法，怨恨老官不该放李走，支持李向省委提意见。
总之，这一阶段是最疯狂的时期，可以说是和党“决战”的阶段，与党处在尖锐的敌对的地位，不愿意听从省委和官孟的任何忠告，甘愿自绝于人民，一切好言都视为“恶语”，只有苏、傅、蔡等的话才是“良言”，这时候，简直失去了一切无产阶级的人性。
初期，看到人民日报的社论和报上两天的头条消息，还觉得在湖南搞得太快了，鸣放还未充分，会造成被动，曾问蔡克诚，这两天的头条在处理上有没有请示省委？(当时我们还正在组织“毒草”见报)后来看到揭发杜迈之的报道，还说内容与标题不相称，意思是说几封来信揭露的东西还缺乏说服力，直到省委指出，有了杜迈之同意章伯钧的言论这一条就够了，自己才明确。
全国反右派斗争，我确乎没有抵触情绪，并且开始认识到自己在掌握鸣放报道和在报社的鸣放中，犯了严重的错误，但并没有觉察到自己在过去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犯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行。报社开始动员反右派时，编委会就没有开了，是通过党支委小组长联席会布置工作，我还有领导上不依靠我们的怨言，并和尹岳中同志说过，似乎是要整我们的资产阶级观点了。直到看到张黎群的检讨，自己才想到应该系统地检查一下报道中的错误，并又重读了唐部长代表省委所作的指示，读完，开始感到自己对三月份报道的看法错误，觉得唐部长的指示说得入情入理，这样就联想起过去我们的一系列活动都是错误的，特别是想到那些背后的“黑会”，觉得很不对头。听了老官第一次在党员会上的动员，说省委对我们爱护备至，一再等待，这时我回忆起过去省委的历次批评，深受感动，决定向党坦白交代。接着和老梁的一次谈话，才开始认识我们错误的严重，并且明确了应该检举邓、苏的罪行(原先我还以为只自己错了，他们是否错误，没有把握，怕搞错了)。
这时思想上的确没有想到后果，也没有认识到自己就是一个右派分子，只觉得做错了事，必须老老实实向党坦白。
几个月的反右派斗争，使自己的认识一步步提高。同时，在工作中也常常反映自己依然存在个人情绪，常常考虑“信任”问题，工作的劲头不是很大。(到农村部后情绪正常一些)
直到这一次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还存在两个错误的想法。
一、所谓“差一点成了右派分子”。我虽然也知道自己的罪行和傅、蔡一样，比李冰封等还严重和恶劣，但我总以为自己主动交代了罪行，就不是右派分子，而是属于内部问题的范畴，这说明自己对于过去所犯错误的性质还缺乏深刻的认识。也说明正需要采取戴帽子、展开群众斗争的措施，这样才能使自己的认识加深，震动更大，事实上，戴上帽子以后，自己的情绪比过去紧张得多，想得更深，对旧我也更为痛恨。我感激党对我的真正爱护和彻底挽救。如果这一次自己还不能得到教训，彻底脱胎换骨，将来再有风吹草动，还会再跌跤子，那时候就真的更不可收拾了。
二、动机与效果问题：我也知道，自己的罪行从效果说，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但我还带有一种庇护自己的情绪，觉得我抽象上还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的，而不是有意要反党反社会主义。这种想法说明自己对罪恶悔恨的程度很不够，对动机与效果的辩证关系的认识，依然没有站在唯物主义的立场，听了老孟和严伯加同志的意见，我又再一次读了毛主席在文艺座谈会上的报告，这一次的领会，才比过去更深一些，经过反复回忆过去的罪行，现在认识到自己反对党，完全是自觉的，明明知道省委是肯定我们错了，却顽固的反抗，企图将省委打倒，这怎能说不是自觉的反党呢？毛主席说，检验一个人不是看他的动机，而是要看他的效果，效果不好，动机也就不好。我虽然抽象的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可是我心目中的党和社会主义，并不是真正的党和社会主义，而是要合乎我的口味，我的意志的东西，也就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党。抽象地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具体地反对党和社会主义，这拥护自然就是一句空话。我们所谓“为了改进报纸”，实实在在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面貌来改造报纸，要将无产阶级的方向改变为资产阶级的方向；我们所谓“为了党的利益要坚持原则”，就是要坚决地将党打垮，以实现资产阶级的路线；所谓“坚持真理”就是坚持资产阶级的真理。这样，还有什么“好”的地方呢？这还不是右派是什么呢？如果我们阴谋果真实现，首先新湖南报就变成了资产阶级的王国，如果处处都是这样(右派就是在各个战线上去夺取阵地的)，全国处处都成了资产阶级王国，不就是资本主义复辟吗？
只有彻底的想通了这些，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自己才会牢固地保持“心安理得”的状态，才不会有半点委屈情绪，才不会再遇到风吹草动，又死灰复燃。
上述这些错误说明了什么？我现在认识到的有这样几点：
是无条件地改造自己，听党的话，使自己的语言和党一致呢？还是顽固地坚守自己资产阶级右派的立场，要党来听我的话，服从我的意志，要党改变自己的语言来求得与我的语言一致，以便按照我的面貌来改造世界、改造党呢？
这一年多来，我的罪行就在于后者而不是前者。一切与自己观点不同的话听不进，一切不接受自己观点的人都要打倒，根本不把党放在眼内，而且顽固地要按照自己的意志来降服党，降不服的时候，就企图将它推翻。
正因为这样，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就不惜进行人身攻击，采取组织宗派，使用策略等种种手法，充分表露了自己资产阶级的丑恶品质。
正因为这样，党所讲的千百句好话，万般的爱护，都是“风马牛不相及”，听了徒增反感，唯有邓钧洪、苏辛涛等的话，才合自己的心意，句句可以入耳。因为他们的语言和自己的语言是完全相同的。
党能够容许我们这样肆无忘惮地逞凶吗？如果容忍，势必就会亡党亡国，这的确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党如果不将我们打垮，我们就一定要反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为了人民的利益，党对我们实行专政，不许乱说乱动，是完全必要的。
经过党的一再挽救还执迷不悟呢？我想了一下，过去在日常工作中，一般还能听党的话，服从党的意志(但也不是完全没有类似不听话的情况，只是没有这样突出)，这是由于自己也知道在许多工作上，自己的资本并不多，或是党的意见与自己的认识没有严重的矛盾，头脑也清醒一点，而在这一次的“争论”中，自认为搞了七八年新闻工作，已经很懂了，是这方面的“内行”，反之，党却不如自己熟悉，是“外行”，把自己抬到了九天之上，把自己看得比党高明，这样就顽固地坚持了自己的意见，总觉得不是自己错了，而是党错了。现在看来当然很清楚，这种想法是何等狂妄和愚蠢，办党报，党自然是最内行的，一个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怎末可能比党更善于办党报呢？更严重的是，一个人甚至一群人，无论怎样高明，绝不可能比党更高明，失去了党的领导，任你聪明绝顶，也只能一事无成。由这里，我深深感到，任何时候，把自己看得比党高明，就非堕落到反党的道路不可。
我要服从某人的意见，须有条件，条件是什么呢？常常是个人崇拜的。如果自己认为某一位领导同志“行”，服从就愉快，有时候是盲目的服从；如果自己觉得某人不行，或是在某一方面自认为他还不如自己，接受领导就很勉强，对于他的意见指示就喜欢打打扣讲价钱，甚至根本听不入耳，“哼，你还配领导我哩！”心里就有这样丑恶的感情。
拿对待老官和周惠同志、唐部长的领导来说，当然还不是说，自己样样都比他们高明，只是在办报等问题上，觉得他们不如自己更懂业务，这样对他们的意见，就不但听不进，而且顽固地觉得他们是错误的。
所有这些，都是资产阶级的本色，“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正是一般右派的共同论点，既不能领导，就应该换班，让“内行”来领导“外行”，也就是要让右派来领导共产党。
过去由于迷了窍，把党内有原则的新型的组织关系，都代之以资产阶级政党或社会上的庸俗关系。例如对小舟同志和周惠同志的关系，老官和周惠、唐麟同志的关系，老官与老孟的关系……都被我们说成是庸俗的无原则的，带有宗派色彩的模样。这说明了自己的资产阶级品质，对一切事物还是有资产阶级的眼光在衡量。一个人利令智昏的时候，老底子就露出来了，这是一点都不错的。
这就是我们这些“灵魂工程师”的灵魂，也就是中央所说的，都是一些“灵魂的蛀虫”。
.......
在这一方面的事例也很多，情节也十分严重，完全是右派的作为。为了节省篇幅，我只检查几件最恶劣的事情(其余都已向组织上交代)。
总的来说，我是极力主张乱放乱鸣的，无论是在报道方面或报社内部，如果不是省委和官孟卡着我的手，任我乱搞，报纸上不知会出现多少可怕的错误，造成多大的损害，即使是省委和官孟卡得紧，还是在我的手下溜出了许多毒箭。正因为我要乱放乱鸣，自然就会觉得省委“放”得不够，领导不力，就加以攻击和反对。而对于社会上右派的进攻则大声喝采，唯恐他们攻之不力，骂之不快。成为了一个右派进攻的急先锋。
1、强调要解除群众“顾虑”，揭开“盖子”，大力组织“鸣放”稿件，主动将报纸的地盘献给右派。例如建议或同意召开两次座谈会，(文艺界和教授)极力主张详细发表他们的发言，文艺界有的人话说得“尖锐”，发表时要删去，向麓告诉我，我也同意不要再将整理稿给他们看，免得删去，弄得不痛不痒。两个座谈纪录中，大多数是右派的言论，在湖南起了很大的点火作用，我也自鸣得意，觉得这样一搞，湖南的“天气”多少有了一些变化。(反党的天气。)
2、鼓励理论宣传部办“大放长放，大鸣长鸣”专栏，发表了许多毒草，并未打算批判，视为“香花”。最初刊出的几篇谈得比较抽象，还不满意，一心只想搞具体的指名道姓的“毒箭”才过瘾。当时最能反映自己右派面貌的是，在发表姜哲夫、笑频两封来信时，自己动手写的一则按语。(原先吴先梫写了一个我嫌他写得不够尖锐，再写了一个)这一则按语不过百多字，可说是“字字有毒”，而且十分鲜明。幸亏没有见报，不然不知要造成多大的损害。
按语最严重的错误，至少有这样几点：
一、完全同意笑频、姜哲夫的意见，说他们的话道出了本省和本报当前争鸣的真情实况。这二人的意见，都是右派进攻之词，“完全同意”就是同意他们的进攻；姜哲夫文说他很佩服柯庆施同志，实际是攻击省委不“放”，我也“完全同意”，也就是同意攻击省委，以党报来攻省委。
“本省和本报的争鸣实况”究竟如何，结语应该由省委和编委会来作，我毫无依据，不请示省委和总编辑，就这样作了结语，真是胆大妄为，何况本省本报的争鸣实况，根本不是他讲的那样，他们的言语完全是右派的诬蔑之词。
二、“希望有顾虑的同志冲破盖子，伸出头来”，这几句话完全是右派语言，诬蔑党是“盖子”，群众被“压制”着。
三、后面说“天气会好转”，如果谁要是不清醒，“倒霉的将是他自己”，这就是诬蔑过去天气不好，不民主不自由；最后那一句话的确是杀气腾腾，充满了敌意。
这些话仅仅只由我一个人的口里说出，事情还小一点，用党报编者的名义说出来，就是党报公开支持右派，攻击党，后果就不堪设想了。
3、文汇报制造的左叶事件报道(社论和消息)我看了之后，曾马上要郑昌壬摘发一条了消息，郑当然欣然同意。很快就写出来了，摘记了消息和社论的部分，到晚上，恰好新华社发了消息来，才没有用上。而文汇报的社论和这一报纸的本身，都是反共的。(社论我没有很过细看，消息看得很仔细)
4、对于变了方向的文汇报很欣赏，后来文汇报继在武汉浙江点火之后，登载了批评湖南的来信，本来那封信及报上的标题已经够恶毒了，我还说并没有充分反映湖南的情况。
5、对省委的五项原则，最初是不满的，认为是给了我们一个框框，不能单纯是揭露“提出问题又解决了问题的东西”，应该积极揭露问题。直到后来周惠同志到编委会说明，以及在和大家谈话后，才真正接受。
6、曾经在支部大会上、编委扩大会上，以及和一些同志的交谈中，攻击过省委和老官领导鸣放不力，支持刘海金向中央反映情况，并积极地为他提供材料。
7、发表批评陈曦同志一稿，未请示省委，违背了中央的规定；特别是后来右派就这一稿的编者按向党疯狂进攻时，自己立刻向他们投降，承认是“骨头不硬”。后来易子明批评“荡漾春风又入夏，不能大鸣也小鸣”标题不够尖锐，我连忙说明这就是在批评衡阳市委，也就是表白自己和他一样是支持右派进攻的。在这一段时期，自己一方面极力乱鸣乱放，支持右派，一方面，带着严重的表现个人鸣放积极，向“群众”(应为右派)讨好的情绪，唯恐人家说自己在报道“鸣放不积极”，唯恐自己在右派心目中成为“顽固分子”“保守主义者”，这两则评报意见的答复，就充分反映了这一点。更突出的是听罗光裳说，她听张式军讲唐麟同志在省委讲，我没有将罗皑岚的发言报道出来是水平低，后来唐部长来报社说省里鸣放空气不够，要怪报纸报道不好，听了这些，我不但没有虚心检查自己，反感到失了面子，受了委屈，在编委扩大会上极力攻击省委，说省委自己领导不力，反怪报纸，攻击老官没有承担责任……。那一次发言十分卑劣，个人情绪十分严重，甚至说了那样的丑话，说我是编委中最小的(级别)不能胜任这样的报道。这就是向党的反击，是充满了敌对情绪的。这一次的发言对到会的人是一次很厉害的煽动，会后博得了蔡克诚、傅白芦的喝采。
8、我自己写了一些毒草，标过一些有毒的题目。例如我在四月间写的“春风催放满园花”就直接的在支持杜迈之的进攻；我写的湖南医学院座谈会消息的导语中，用肯定语气引用了右派进攻的话，说医学院党组织领导鸣放不力，幸亏后来送给学院党委审查时删掉了。在政协报道中，许多大会消息从标题到内容都有毒素，吹嘘右派分子胡为柏的发言最精采，把右派分子肖作霖等的毒草作为香花发在显著地位。至于经我提议或审发的毒草就更多了，如李福全写的“麓山天气”就是我要他去搞的，发时经我和苏辛涛审的。又如蓝岗写的“老工程师畅吐衷情”一稿，有很大的煽动性，也是经过我的手作为“精采”货色发出的。
9、傅、蔡搞的“和风细雨吹洒不停”栏受到省委批评，傅白芦很不服气，我也附和，说这并非人身攻击。(我当时的确同意不要在生产部门和基层点火)
10、对社会上右派言论，多数赞赏，有的分辩不清，这主要是由于立场相通语言一致的关系。如费孝通的“早春天气”我是大大赞赏，认为是少见的好文章，曾经向李冰封等推荐，并说，像这种细致地反映知识分子心情的东西，我们报上太少，应该去搞。其它像徐铸成的“拆墙经验”(反党经验)“解冻”等毒草都欣赏。当时自己反对的只是像葛佩琦要杀共产党人，章乃器说定息不是剥削，李康年说要定息20年，文汇报发的“民主墙”等比较露骨的东西。
对于报社内部的右派言论，也是一样，除了少数人像钟叔河、谌震、李长恭等的狂言外，很多都欣赏，连李福全那样的货色，也认为是好东西。
总之，当时完全失去了立场，和右派在一道“并肩作战”，甚至冲得更凶。
1、深感党内人情味不够，曾和柏原、苏辛涛等谈论过，这主要是看到一些个别现象，如人与人之间来往少，对同志们的婚丧事情关心不够，父母来了其它同志也很少关顾等，曾和柏原一道分析过原因，当时认为与阶级斗争有关，社会关系复杂，不搞清楚是不好往来，我还说这种现象人民日报尤其突出。
这些现象在报社和某些机关是存在的，但这只能说是工作中的缺点，也是知识分子群众联系不够的反映。况且，“人情味”也是有阶级性的，我不加分析地以个别的表象就一般地谈党内人情味不够，是阶级观点模糊的表现。其实，党是最富有人情味的，她对人民和同志的关怀是无微不至，而且既注意眼前也注意长远。
我因为有这种想法，后来右派一说“六亲不认”，很快就接受了。
2、对知识分子的改造成绩估价过高，对于他们的缺点注意很少，尤其是没有认识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党之间还存在阶级斗争。曾对苏辛涛等说，下面对知识分子还是有成见很不应该。
3、对民主人士过去在政协会和人代会上向党的进攻看不到。当党的负责同志发现这种进攻时，自然要组织力量进行反攻，我却把这看成是“宗派主义”，是不愿意听反对意见的表现。
4、在参加文教部整风会时，本来编委是不发言的，我却敌不过向麓等右派分子的点名，在会上说了或插了一些带有煽动性的话，起了点火作用。
(一)为了“解除群众的顾虑”，曾说“今后编委支委是不会整人的”“有谁要整，我们都不会同意。”这是说：过去有整人的情况，如果老官将来要整人，我们也不会同意。这就是直接攻击了党，攻击了老官。
(二)说报纸的发行数有虚假，如果将时事版与省内新闻分开，很多读者就不会订省内新闻版。这是反映了自己对报纸的现状不满。
(三)唐荫荪等提出所谓记者受到阻拦的谬论时，我也附和支持，并说老官老苏等是不了解这种“苦处”的。事实上报社的记者到处受到尊重，甚至有时候尊重得过了份，还说记者不受重视，显然是攻击之词。
(四)说总编辑和李世晞同志不关心群众生活。这是不符合事实的，报社对群众的生活照顾是多了而不是少了。
特别是我在向麓点名之后的发言，尤其错误。正当向麓伍国庆等借口有顾虑攻击过去党内、领导民主不够时，我也说，我有“双重的顾虑”；并说一年来自己也消极了，苏等也消极，是暗指由于一年的“争论”老官等来造成的；还说过去领导上只知道整群众(暗指三反时苏辛涛等)，自己很少检查……等，这一遍话都是右派言词。我的发言是在黎风之后，我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其实他的发言是带着对党的严重不满的。是抗拒思想改造的表现也是对党内生活的歪曲，我这样一同意，就助长了他的错误，并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的影响。
5、关于同人报问题。我实质上是主张办同人报的，早就有这种想法，觉得新湖南报独家经营，变得老油条一样，无人竞赛，曾主张再有一张报纸与之竞争，鸣放期间，听说有人要求办报，我很同意。后来报社有人要办知识分子为对象的报，魏猛克等提出要办报，我都觉得可以办。蓝岗写的“访老报人”，为杜迈之等办同人报鼓吹，我也同意发表，尽管我当时还不是有明确的想法，要办一张不受党的领导的报纸，但我同意杜迈之等办报，就是支持办同人报。
6、右派教授对人事部门的攻击我也同意，并在理论宣传部说过，有些细妹子的确不通人情，几十岁的教授也呼来唤去。
(总之类似这样的错误言行，还是不少的，这里没有一一详述)
来源：《新湖南报人(反右派斗争专刊)》，1958年1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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